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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國產業結構演變述論(1949-2016)
    2019年10月01日 08:59 來源:《中國經濟史研究》(京)2018年第1期 作者:郭旭紅 武力 字號

    內容摘要:新中國產業結構演變具有產業結構轉型和工業結構升級的雙重屬性,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新中國產業結構演變具有產業結構轉型和工業結構升級的雙重屬性,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1949-1978年,以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為基礎,實施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戰略,導致“畸重畸輕”的產業結構;1979-1997年,以改革開放為基礎,糾正失衡和產業協調發展;1998-2012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內外需擴大和結構升級,產業結構呈現重化工業重啟的特征;2013年以來,經濟新常態下,產業結構調整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客觀要求,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任務。研究每一階段產業結構轉型和工業結構升級的成因以及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探研新中國產業結構發展演變規律,總結經驗教訓,為新常態下實現“雙中高”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發揮歷史借鑒作用。

        關鍵詞:新中國/ 產業結構/ 工業結構

        作者:郭旭紅,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博士后;武力,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標題注釋: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中宣部重大委托項目“改革開放歷史經驗研究”(批準號:2015MZD009)階段性成果之一。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實質上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在這個轉型過程中最突出的特征是產業結構失衡與經濟增長共存。特別是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但受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改革滯后影響,中國產業結構存在嚴重的結構性失衡,這種結構性失衡制約了資源的有效配置,形成了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不協調。經濟新常態下,積極汲取“兩大市場”中的高級資源和要素,實現結構高度化和產業價值鏈向中高端邁進,促進消費轉型、投資增效,實現經濟“穩增長”和結構優化同步發展。

      一、1949-1978年: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下的產業結構

      這一階段可以分為兩個小階段,分別是1949年10月-1957年國民經濟恢復和“一五”計劃時期,產業結構基本協調;1958-1978年,產業結構趨向嚴重不協調。

      (一)1949年10月-1957年:產業結構趨向協調

      從1949年10月到1952年底,新中國接收的是一個工農業生產受到嚴重破壞、通貨膨脹嚴重、城鄉交流癱瘓的爛攤子,國內戰爭剛剛結束,朝鮮戰爭又接踵而來,但是新中國僅用3年時間,國民經濟基本恢復,產業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①1949-1952年,第一、二、三產業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由68∶13∶19變為58∶23∶19,農業占比下降了10個百分點,相應地,工業提升了10個百分點;②1952年,在工業內部輕工業與重工業的比值關系為27∶15,重工業與輕工業相比,過于薄弱。③在“一五”計劃時期,1953年,農業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53%,1957年為43%;在整個工業總產值中,1953年輕工業占比為63%,1957年為55%,輕工業占比偏高,重工業占比偏低,成為工業發展的“瓶頸”。

      從整體上看,1949-1957年,產業結構和工業結構都實現了優化升級,體現了世界工業化中產業演變的一般規律。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舊中國不僅工業化水平低,產業結構還嚴重失衡的狀態。1950-1957年,國民收入實現了年均11.5%的增長率,具體包括農業6.8%、工業22.9%、建筑業68.5%、運輸業16.2%和商業14.0%的增長率。④這些數據表明:國民經濟恢復和“一五”計劃時期,農業恢復和發展非常快,但是工業的恢復和發展更快,工業的恢復和發展帶動了城市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這又帶動了運輸業和商業的發展,這就是1949-1957年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運行軌跡,說明國民經濟基本處于良性循環的軌道。⑤在這個階段,通過自己的實踐和借鑒蘇聯的經驗教訓,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集體基本形成了在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下對農輕重關系的正確認識,這集中體現在1956年毛澤東發表的《論十大關系》和中共八大會議的政治報告、關于“二五”計劃的建議以及會議代表的發言中。

      (二)1958-1978年:產業結構嚴重不協調

      由于1956年的反“冒進”和1957年的經濟調整,使得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出現了“馬鞍形”,加上“一五”計劃提前完成的鼓舞、“反右”運動的刺激以及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地位的提高,使得“大躍進”發動,中國產業結構演進偏離了協調發展的軌道。此后隨著單一公有制下的經濟管制愈演愈烈和“備戰”氛圍日益濃厚,雖然中共中央在國民經濟調整時期提出了“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國民經濟發展方針,但是實際上農業、輕工業、重工業關系的失衡在“文革”時期更加嚴重了。1958-1978年,三次產業比重關系由34∶37∶29變為28∶48∶24;1978年在工業總產值中,重工業占比為57%,輕工業為43%;⑥這段時期,三次產業結構中工業比重偏高,工業內部結構中重工業比重偏高。1958-1978年,從整體上看,產業結構表現為農業和商業發展嚴重滯后,工業發展則“重重輕輕”,即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⑦

      1958-1978年“畸重畸輕”的產業結構是由多種因素綜合造成的。一是當時的國情和工業經濟結構決定的。新中國成立初期,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是積貧積弱的國民經濟和落后就要挨打的慘痛教訓。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人口數量居世界第一,國土面積居世界第三,但是人均國民收入則較落后。1952年,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人均工業產品產量為:鋼82公斤,煤724公斤,原油242公斤,電448度;而同期我國的人均產量為:鋼2公斤,煤115公斤,原油0.8公斤,電13度。⑧我國不僅僅落后,而且現代工業所占比重很低,重工業尤其落后。正如毛澤東所說:“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壺茶碗,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⑨這種與大國地位極不相稱的經濟落后狀況,是導致新中國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趕超戰略的根本原因。舊中國遺留下來的現代工業不僅缺乏獨立性和完整性,而且重工業與輕工業相比,過于薄弱,成為工業發展的“瓶頸”。二是嚴峻的國際環境所致。1951年朝鮮戰爭的爆發客觀上增加了國防危機感,此后又面臨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威脅,使得加強國防力量,維護國家安全的要求更為迫切。上述的國際環境導致中國進行工業化建設所需的資金不能依靠對外侵略和掠奪,而蘇聯重工業發展的成功經驗就成為中國經濟建設的楷模。因此,優先發展重工業和盡快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就成為黨和政府的最優選擇。三是“大躍進”和“文革”導致產業結構嚴重失衡。首先是1957年底開始的“反冒進”和“大躍進”,造成國民經濟結構比例的嚴重失調,國民經濟嚴重倒退。1957-1960年,在工業總產值中輕工業占比由55%降低到33,4%,重工業占比由45%驟升至66.6%,重工業比例差不多是輕工業的2倍,工業內部結構嚴重不均衡。面臨嚴重失衡的經濟結構,1961-1965年,黨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此時的調整既有對總供給與總需求的調整,也有對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的調整,還有對“大躍進”時期形成的不利于經濟發展的經濟體制進行調整。但是,這次調整沒有從根本上突破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模式,也沒有從根本上消除投資“饑渴癥”和經濟波動的現象,但是基本扭轉了“大躍進”時期產業結構嚴重失調狀態。到1965年,第一、二、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分別為38∶35∶27,在工業總產值中,輕工業占比為51.6%,重工業為48.4%,無論是三次產業比例關系還是工業內部結構都相對均衡。可以看出,經過20世紀60年代前期的調整,產業結構基本趨于協調。其次是1966-1978年,十年“文化大革命”、1970年和1978年的經濟過熱,導致產業結構嚴重失調。三次產業產值比重1965年為38∶35∶27,1978年為28∶48∶24,⑩農輕重比例嚴重不合理;工業內部結構不合理,能源動力緊張使大批企業經常停工半停工,鐵路運輸和港口裝卸能力嚴重不足,機械加工能力卻超過了鋼材數量的三四倍。“文革”時期產業結構達到全面極端嚴重失衡狀態。第一、三產業和建筑業不僅均滯后于工業發展,而且第一產業滯后于工業發展的程度已達極致,第三產業也發生了極不正常的下降。

      1958-1978年,產業結構由失衡到基本協調再到嚴重失衡,這種變化最主要的影響因素有:一是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對經濟運行干預的力度發揮到極致的程度,宏觀經濟政策在“極左”錯誤思想的指導下,在劣化社會資源配置方面發展到極端,是產業結構失衡最根本的體制根源。二是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強化了重工業資源配置發展的能力,但是由于實行“以鋼為綱”,片面發展重工業,造成農業、輕工業大幅度減產,是產業結構失衡的最重要的戰略根源。三是“文革”作為一場在極“左”思想指導下的運動,嚴重干擾國民經濟建設,造成第一、三產業嚴重滯后,生活消費品嚴重短缺,成為國民經濟嚴重失衡的極大障礙。四是對外經濟關系處于半“封閉”狀態。從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與蘇聯關系惡化以后,在20世紀60年代中國的對外經濟關系進入“光榮孤立”時期,中美關系、中蘇關系、中印關系都處于緊張狀態,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和1972年中美關系解凍以后,中國對外關系進入新的活躍時期,但是對外經濟交往受到“四人幫”的干擾破壞、以及經濟體制和政策限制,未能充分有效利用國外資源和市場,產業經濟發展受到限制。

      到1978年改革開放前,中國產業結構經過近30年的曲折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初步建立了比較完整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雖然工業化程度不高,但是就工業內部結構來說,已經達到較高水平。我國在尖端科學技術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爆炸了原子彈、氫彈,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但是從產業結構和發展水平來看,我國還很落后。1978年,我國勞動人口的就業比重為農林漁業73.8%,工業和建筑業為15.3%,交通郵電、商業服務和金融業為5.2%;同期,上述3項美國的比值分別為3.5%、32.1%和23%;日本為11.7%、35%和52.8%;法國為9.1%、37.1%和53.8%。(11)數據表明,中國就業結構集中于農林漁業,工業和建筑業、交通郵電就業比重偏低,商業服務和金融業微不足道,說明大量剩余勞動力滯留在農業部門,仍然沒有甩掉貧窮落后的農業國的帽子。再從代表了工業技術綜合水平的汽車工業來看,不僅技術水平總體落后,而且產量很低。1978年我國汽車產量為14.91萬輛;同期,世界為4162萬輛,中國的產量不到其3.6‰。(12)由于產業結構落后和實行高積累政策,使得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改善,溫飽問題尚未解決。1957-1978年,國有單位職工平均名義工資由637元提高至644元,22年增加7元;按當年價格計算,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水平由108元增加至184元,城鎮居民由222元增加至405元,農村居民由82元增加至138元,三者的年均增速分別為1.7%、2.4%和1.4%。如果扣除價格上漲因素,則幾乎沒有多少增長,(13)而同期中國的香港、臺灣地區以及周邊的日本、韓國等經濟發展成就斐然。

      二、1978-1997年:糾正失衡和均衡發展的產業結構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經濟建設中“撥亂反正”的全面展開,產業結構失調成為經濟工作的突出問題。因此,作為“糾偏”的經濟調整就成為改革開放初期的首要任務。

      改革開放初期的國民經濟調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1979-1980年年底為第一階段。在這個階段,著重調整了農輕重、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系,增加城鄉居民收入。1981-1982年為第二階段。在這個階段,改革經濟管理體制中發生的國民收入超分配問題,著重削減基建規模,控制消費,平衡財政收支,穩定經濟局勢。這次調整與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第一次國民經濟調整相比,出現了新的問題和困難。首先,調整中增加了改革和市場的因素。其次,如何處理好與對外開放的關系也成為第一次國民經濟調整中沒有的新問題,不能像過去那樣單純依靠行政手段。再次,需要安置上山下鄉回城知識青年、經濟發展緩慢積淀的城鎮閑散待業人員等,國家面臨2 000萬人口就業的巨大壓力。(14)

      隨著經濟調整目標的實現和改革開放全面展開,不僅過去強調的農、輕、重關系得到改善,3次產業的關系也得到很大改善,整個國民經濟呈現出各產業全面蓬勃發展的勢頭。這可以從“六五”“七五”“八五”計劃相關年份的產業發展表現出來。

      

      表2表明,“六五”“七五”“八五”計劃期間,產業結構變化經過糾偏性發展,邁入了正常軌道。

      一是從三次產業來看,第一產業占GDP比重快速下降,第二產業穩中有升,第三產業大幅度上升。1981-1995年,第一產業從33.4%下降到19.7%,降低了13.7個百分點。由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人民生活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但就業壓力和第三產業發展不足的矛盾凸顯,第三產業成為發展重點。同期,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從21.8%提高到32.8%,提高了11個百分點,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三產業比重上升最快的時期。產業升級引致就業結構相應改善。第一產業就業比重1995年下降到52.2%,比1981年下降了近16個百分點;第二、三產業就業比重達到23%和24.8%,分別比1981年提高了5個和11個百分點。實際上,如果將那些“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帶有兼業性質的農民計算進來,第二、三產業的就業比重還要高。

      二是從工業內部結構來看,輕重工業結構基本協調。在全部工業總產值結構中,輕重工業比例從1981年的51.5∶48.5變為47.3∶52.7。三是產業結構與貿易結構緊密相關,產業結構升級促進了對外經濟貿易結構優化。(15)這段時期,工業制成品占出口商品比重,從1981年的53.4%迅速提高至1995年的85.6%,初級產品占比從46.6%大幅度下降至14.4%,前者提高了30多個百分點,后者降低了30多個百分點。伴隨產業均衡發展,國民經濟得到快速發展,人民生活也得到了較大幅度的改善。中國人均GDP從1981年的492.2元,提高到1995年的5 045.7元,提高了9.3倍。

      這個階段產業結構調整取得的成就,主要有3個因素發揮著主要作用。

      第一,經濟體制改革是關鍵。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諾斯認為,制度是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16)以家庭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釋放了被傳統體制壓抑的生產力,將農村剩余勞動力解放出來,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不僅加快了農業同現代科技的結合,而且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鄉村工業,開辟了一條中國工業化的新路徑。在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在兩個方面促進了經濟發展:一是允許個體和私營經濟發展,允許集體經濟自主經營和分配;二是改善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通過實行“責任制”和“放權讓利”,調動了國有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

      第二,強大的市場需求是前提條件。由于改革開放前的高積累、低消費政策以及“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因素影響,經濟長期處于“短缺狀態”,生活消費品嚴重不足,人民生活長期沒有改善。這種嚴重的短缺為改革開放后產業經濟發展提供了龐大、廣闊的賣方市場,特別是投資少、見效快、技術含量低的輕工業產品,銷路十分旺盛,是產業結構調整的強大市場需求基礎。

      第三,對外開放是巨大推動力。開放條件下的新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從外部條件看,是開放創造了或決定了“中國奇跡”。跨國技術擴散通過外溢效應和規模經濟效應,可以沖減邊際資本報酬的遞減,提高產業生產率和經濟穩態增長率,成為促進產業轉型的源泉。(17)通過對外開放,可以充分發揮我國數量型人口紅利的“比較優勢”,為產業經濟發展提供人力資源保障。同時,積極利用國內和國外兩種資金,開拓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大大緩解了產業經濟發展中資金、技術瓶頸。(18)

      三、1998-2012年:重化工業重啟下的產業結構

      這段時期,“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和經濟“軟著陸”的成功,國民經濟“短缺”狀態基本結束,我國首次出現了“買方市場”。同時,1998年底,人均GDP超過800美元,提前完成了國民經濟翻兩番的目標,解決了人民群眾溫飽問題。與此同時,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建立,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擴大,經濟運行開始由過去的供給約束型轉變為需求約束型,為實現擴大內需和擴大對外出口的雙重目標,政府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因此,擴大基本建設和能源、交通、原材料供給的“鐵公基”就成為國內投資的熱點,這既保證了投資的效益,也為中國加入WTO后成為“世界制造工廠”提供了保障。再加上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后,為減緩經濟增長速度下滑,政府進一步擴大基本建設投資,以彌補出口萎縮造成的負增長缺口。因此,這個階段我國產業結構呈現出重化工業化重啟態勢,見表3。

      這個階段產業結構發生的上述變化,主要是由于經濟發展階段和增長動力發生了重要變化,即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作用發生了結構性變化。在1998年以前,居民消費是主要動力,而1998年以后,隨著“溫飽”問題的解決,居民消費結構升級,一方面是原有的“衣食”方面的“內需不足”,另一方面是新增的“住行”方面的“供給不足”,政府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投資和擴大出口來支撐經濟高速發展。1998年以后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顯著下降,投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帶動因素。消費率從1979-1997年的年均63.1%降至1998-2012年的54.2%,同期,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59.3%降至48.7%;相反,投資率從36.6%升至41.7%,投資貢獻率從34.1%升至46.6%。

      再從出口來看,中國緊緊抓住經濟全球化的戰略機遇期,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特別是加入WTO后,參與國際分工程度日益加深,中國的出口進入高速增長期,并迅速成為制造業的世界工廠。1978-1997年,中國出口占世界比重微不足道,年均不足3%;1998-2012年,中國商品出口占世界比重迅速從3.3%提高到11.1%,先后在2007年超過美國,2009年超過德國,2010年成為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國。與此同時,中國商品出口結構發生了重要的轉變,工業制成品出口占商品出口比重從1980年的48.3%上升到1997年的88.8%、2012年的95.1%。這樣的高速度使得中國迅速成為制造業的世界工廠。制成品出口占世界比重從2000年的4.6%上升到2010年的14.0%,先后在2004年超過日本、2005年超過美國、2007年超過德國。這一比重已經達到日本在1986年最高峰時期的水平,也僅比德國1987年最高峰時期低1%。中國不僅成為制造業的世界工廠,也迅速成為高技術產品的世界工廠。2004年起已經成為世界第一高技術產品出口大國,同時也是世界第一ICT(信息和通信技術)產品出口大國,2010年中國的高技術產品出口占世界比重已經達到22.2%。(19)

      經濟增長動力的變化帶動了產業結構的快速變化。從產業結構來看,第二產業始終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1998-2012年,我國第二產業產值比重穩定在45%左右,第三產業比重從36.2%變為44.6%,第一產業從17.6%變為10.1%。從工業內部結構來看,投資率上升和消費結構升級帶動重化工業高速增長。由于固定資產投資和住房、交通通信需求帶動的主要是重化工業,投資需求主要對能源、原材料產生很強的帶動作用。2012年,除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外,六大高耗能行業能耗占工業能耗的比重高于70%,意味著高耗能重化工業比重偏高。(20)

      四、2013年以來:經濟新常態下的產業結構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產業結構調整,經濟增長的數量擴張與速度提升引人矚目,(21)經濟、科技、國防實力以及國際影響力均上了大臺階。同時,經濟發展邁入了“三期疊加”階段,實現“雙中高”目標是在“五大發展理念”指引下的重要目標,也是提質增效的經濟保障,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即產業升級與結構轉型則是解決矛盾的必要手段。

      (一)產業結構轉型面臨的突出矛盾

      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產業結構轉型面臨的突出矛盾正在由需求側轉向供給側,主要表現在以下3個方面。一是高端產能不足,低端產能過剩加劇。近年來,我國大型民航客機的100%、數控機床的70%、石化裝備的80%依賴進口。(22)與此同時,光伏電池、多晶硅、風電設備等多數新興產業,產能利用率均在70%以下,低于發達國家平均80%的利用率,而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等傳統行業產能嚴重過剩。這說明無效和低端供給較多,有效和中高端供給缺乏,產業發展中存在嚴重的“卡脖子”問題。二是技術創新匱乏。2014年,世界主要國家(地區)全球創新指數排名,中國位列第29位,而英國、美國分別排第2位、第6位,這與中國創新產出指數低密切相關。同年,中國創新產出指數為47.35,低于英國56.52、美國52.27的水平。(23)目前,中國不僅缺乏基礎性、共性和前瞻性技術研發的大型骨干企業,也缺乏高精尖技術創新型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更缺乏提高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率的技術供給機構,(24)這是制約中國技術創新的突出問題。三是能源效益偏低。從全球能耗看,2012年,中國能源消耗為1.95噸標準煤/萬美元,高于同期美國1.35噸標準煤/萬美元,也高于金磚國家巴西0.93噸標準煤/萬美元的水平。(25)與此相對應,同年,核能及其他清潔能源消費占總消費的比重,中國為4.3%,低于美國12.0%、巴西14.5%的水平。(26)與美國、巴西相比,中國能消較高,核能及其他清潔能源消費占比較低,必然造成能源的低效率消耗。這與新世紀以來中國重化工業重啟、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方式密切相關,嚴重制約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經濟新常態下產業升級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二)產業結構轉型的主要途徑

      經濟新常態下,經濟發展強調的不是增長速度,而是通過“調結構”達到提質增效的目標。我國要突破過去單純強調需求側改革的思想禁錮,將結構性改革的重心轉向供給側,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縮小無效和中低端供給,解決結構性矛盾,增強發展的協調性。

      1.“一帶一路”戰略提供新機遇。2014年,中國首次成為資本凈輸出國,意味著由單純依靠“產品出口”發展到“資本輸出”的新時期,表明中國已開始進入對外投資高速增長的歷史拐點。受益于400億絲路基金的刺激和“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高鐵、核電等裝備產品出口大大提速,外貿轉型邁出了“優進優出”的新步伐,為產業結構轉型帶來全新視角和新機遇。“一帶一路”戰略區域輻射南亞、中南亞、西亞和中亞等國家(地區),并延伸至北非、東歐,這些地區都對高鐵、核電有強大的市場需求潛力。高鐵、核電沿著“一帶一路”走出去,能夠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為化解國內產能過剩開辟了廣闊空間,為產業結構中高端轉型創造了條件。

      2.質量型的“人口紅利”成為關鍵要素。人力資本理論的奠基者——西奧多·舒爾茨認為,擁有一定知識和技術的人力是經濟發展中最主要的因素,提高人的質量是經濟發展的關鍵。(27)2013年,中國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國際通用標準)達到峰值,同時人口撫養比上升,“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數量型的“人口紅利”逐步減弱,質量型的人口紅利悄然而至。科技人力資源是人口資源的中堅力量。2000-2014年,中國從事研究與試驗發展活動人員,從92.2萬人年增加到393.7萬人年,提高了3.3倍,同期居全球由第4位躍升至第1位。2014年中國研發(R&D)人員是美國的1.76倍。(28)數據表明,中國人才結構新格局正在形成,為技術創新奠定堅實的人力資源基礎,為產業結構轉型帶來新的附加值更高的紅利形式,是促使供給側改革的關鍵要素。

      3.戰略性新興產業成為新引擎。移動互聯網、新能源汽車、高端裝備制造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快速發展,物流快遞、互聯網+等新業態異軍突起,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29)“十二五”時期,戰略性新興產業實現了跨越式發展,產業增加值增速是同期GDP增速的2倍以上,占GDP的比重達到8%左右,(30)軌道交通裝備核心技術部分產品已達世界領先水平,助推新的投資、消費熱點不斷涌現,對穩增長、調結構發揮了重要作用。“十三五”及未來一段時期,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是產業結構轉型的主攻方向,直接關系到供給側改革的成敗。

      經濟新常態下,產業結構轉型重點從供給側改革發力,并不是說短期刺激的需求側改革不重要,而是要通過長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變化的靈活性和適應性。目前,在中國面臨“整體脫貧、全面小康”的關鍵階段,需求側改革有廣闊的發展空間。通過“三去一補一降”,以新的有效供給帶動新需求,促使產業間要素配置結構趨向合理。

      五、新中國產業結構發展演變的啟示

      新中國成立以來,產業結構從總體上看,是從低級向高級、從不協調到比較協調的發展轉變。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尚未完成,產業結構升級與區域經濟均衡發展仍然是突出問題。從全球視野看,產業結構轉型要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和國外高級資源,要突破產業鏈和價值鏈的“低端鎖定”。從動態發展的眼光看,產業結構演變的階段性特征,遵循了世界產業結構變遷的規律,(31)是在新形勢、新條件下向更高層次的演進,是繼承和發揚(即揚棄)的過程。同時,無論是三次產業結構轉型還是工業結構升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個長期過程。總結新中國60多年產業結構演變的經驗教訓,可以為新常態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理論依據和政策參考價值。

      (一)工業是產業結構調整的主體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許多國家認識到過度“去工業化”的嚴重缺陷,紛紛提出“再工業化”戰略,如美國“制造業本土化”戰略、德國“工業4.0”計劃、歐盟“未來工廠伙伴行動”等。發達國家提出的“再工業化”戰略,不是簡單回歸傳統工業化模式,實質是增強制造業競爭力,占領世界經濟發展制高點的戰略舉措。因此,“十三五”及未來一段時期,不應將服務業產值比重的提高,作為產業結構邁向“中高端”的標準,要在堅持工業是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的基礎上,協調工業和服務業融合發展。過度強調服務業而忽視制造業的主導地位,容易造成產業空心化和經濟泡沫化現象。

      第一,制造業和服務業深度融合,提升工業化“廣度”。首先,發揮智能制造業的高端引領作用。依托中高端技能與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優勢,重點實施“綠色”、智能軌道交通裝備創新工程,大力發展綠色、智能軌道交通裝備產品。充分發揮“兩個利用”,踐行中國軌道交通領軍企業“制造+服務”的新模式。其次,智能制造業引領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制造業是技術創新的主要載體,不僅集中研發和創新收益,還能創造出新的實體經濟需求,擴大生產性服務業的服務范圍。服務業具備經濟“穩定器”功能,(32)其規模擴張和質量提升以“做強工業”為中心。這種產業融合引致的經濟效應,是產業結構邁向中高端的重要推動力。

      第二,工業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提升工業化“新度”。(33)積極適應全球新一輪信息技術與制造業深度融合的機遇,推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與現代制造業相結合,加快制造業的網絡化、智能化和綠色化,推動工業結構向中高端轉型。

      (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產業結構升級的根本動力

      新中國成立初期,經濟非常落后、發展極端不平衡,尤其是能源、鋼材、機械制造等重工業缺乏。產業結構缺乏獨立性和完整性,重工業相對輕工業,過于薄弱,成為工業發展的“瓶頸”。再加上西方的封鎖和敵視,使得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加強國防力量成為新中國的首要任務。在國內無充足資金的情況下,要想迅速實現工業化,必須依靠高積累、低消費的外延型經濟發展方式。依靠高投入追求高速度的外延型增長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是造成重重工業、輕農業和輕工業,產業結構極端失調,經濟效益極其低下的嚴重后果。1978年,中國人均收入極低,仍然是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34)改革開放以來,歷次中央決策中都提到要轉變發展方式,如中共“十二大”提出要轉到以經濟效益為中心的軌道上來,“十三大”提出要轉到依靠科技進步和勞動者素質提高的集約經營軌道上來等。但是增長方式轉變卻阻力重重,追求速度,盲目擴張的慣性很大,因此1978-1997年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效果不明顯。1997年以后,隨著我國經濟由溫飽逐步轉向小康,消費者對品種質量要求更高,加上國外商品不斷沖擊,加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日益迫切。因此“十四大”再次提出經濟發展要提高科技進步所占比重,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并在“九五”計劃和2010年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中強調,促進經濟發展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根本性轉變,是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關鍵。但是1998-2012年,我國正處于重化工業重啟階段,快速發展工業化與城市化,迅速成為制造業“世界工廠”,是這個階段經濟增長方式的現實選擇。這就造成資源配置效率低,“高速度”與“低質量”并存,重化工業化的產業結構。經濟新常態下,“調結構”與“轉方式”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課題,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是解決結構性矛盾的必要手段。但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動態演進的,是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

      (三)黨和政府始終是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重要力量

      新中國成立以來,受特殊的政治、經濟條件影響,形成了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該模式以維護單一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為中心任務,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目標,因此,政府依靠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和資源配置能力,保證了高積累、低消費的重工業優先快速發展,在較短時間內基本建立了相對獨立的工業體系。但是付出了產業結構失衡、資源浪費嚴重的代價。1978年以后,經濟指導思想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以鄧小平為領導的黨中央吸取了改革開放前30年產業經濟發展的沉痛教訓,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為根本指導思想,以農輕重同步發展為產業經濟發展的核心任務,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激發了產業經濟均衡發展的活力。新世紀特別是2002年以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政府經濟職能發生了重大轉變,從“全能型”轉向“效能型”;科技管理方式從“研發管理”轉向“創新服務”。在重大技術突破和重大社會需求方面,政府發揮了頂層部署和引導功能,充分發揮企業的技術創新主體作用。在全球科技創新治理方面,政府積極參與并通過改革深化創新對話機制,主動設置全球性創新議題,推動創新型企業向全球價值鏈前后端延伸。

      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的寶貴意見,文責自負。

      ①武力:《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增訂版),北京: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頁。

      ②巫寶三:《中國國民所得》(上),北京:中華書局1947年版,第12頁。

      ③國家統計局社會統計司編:《中國勞動工資統計資料(1949-1985)》,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頁。

      ④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83》,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頁。

      ⑤干春暉、鄭若谷:《改革開放以來產業結構演進與生產率增長研究》,《中國工業經濟》2009年第2期;劉偉、張輝:《中國經濟增長中的產業結構變遷和技術進步》,《經濟研究》2008年第11期。

      ⑥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83》相關數據計算整理。

      ⑦參見武力《1949年以來中國工業化的“輕、重”之辨》,《經濟研究》2006年第9期。熊映梧、吳國華等在《論產業結構優化的適度經濟增長》(《經濟研究》1990年第4期)中認為,1979年中國霍夫曼比值為0.62,高于同期日本0.60的水平。日本具有高度發達的工業生產力,其工業結構與歐美發達國家基本相同。可見,1979年中國工業結構的重工業化程度不低于發達國家20世紀70年代的水平。

      ⑧國家統計局編:《奮進的四十年:1949-198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年版,第470頁。

      ⑨《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0頁。

      ⑩根據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83》相關數據計算整理。

      (11)商業部經濟研究所編印:《調研資料》(內部刊物),1981年第56期。

      (12)世界經濟年鑒編輯部編:《世界經濟年鑒1981》,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913頁。

      (13)根據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年版)相關數據計算整理。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4頁。

      (15)文東偉、冼國明、馬靜:《FDI、產業結構變遷與中國的出口競爭力》,《管理世界》2009年第4期。

      (16)[美]R.科斯、A.阿爾欽、D.諾斯等著,劉守英譯:《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13頁。

      (17)王勁松:《開放條件下的新經濟增長理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頁。

      (18)武力:《中國工業化路徑轉換的歷史分析》,《中國經濟史研究》2005年第4期。

      (19)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庫相關數據計算整理。

      (20)根據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2013》(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6年版)相關數據計算整理。

      (21)干春暉、鄭若谷:《中國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和波動的影響》,《經濟研究》2011年第5期。

      (22)武力:《中國產業結構的演變及其啟示》,《百年潮》2016年第3期。

      (23)根據國家統計局編《國際統計年鑒2015》(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5年版)相關數據計算整理。

      (24)郭旭紅:《新常態下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研究》,《華東經濟管理》2016年第1期。

      (25)根據國家統計局編《國際統計年鑒2015》相關數據計算整理。單位為2011年不變價,PPP(購買力平價)法。

      (26)根據世界銀行WDI(世界發展指標)數據庫相關數據計算整理,http://data.worldbank.org.cn/。

      (27)[美]西奧多·舒爾茨著,吳珠華譯:《對人進行投資——人口質量經濟學》,北京:首教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頁。

      (28)國家統計局、科學技術部編:《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14》,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4年版。

      (29)郭旭紅:《新常態下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競爭力的經濟學分析》,《湖北社會科學》2016年第12期。

      (30)中國工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編:《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報告2016》,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頁。

      (31)錢納里等人通過多國模型的實證研究,提出了一國在經濟發展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增長特征和結構轉變特點。在第一階段,即工業化以前,農業等初級產品生產占統治地位,經濟增長比較緩慢。在第二階段,經濟重心由初級產品生產向制造業生產轉移,制造業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導。在此階段,資本積累能力大大增強,投資率提高以及生產要素由農業向工業轉移促進生產率增長,使得這一階段經濟具有加速增長特點。在第三階段,制成品需求彈性開始減少,制成品在國內總需求中所占比重開始下降,服務業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導。[美]霍利斯·錢納里等著,吳奇等譯:《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比較研究》,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97—98頁。

      (32)渠慎寧、呂鐵:《產業結構升級意味著服務業更重要嗎——論工業與服務業互動發展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財貿經濟》2016年第3期。

      (33)黃群慧:《新常態下工業增長動力機制的重塑》,《新重慶》2015年第3期。

      (34)根據世界銀行購買力平價方法計算,1978年中國人均GNI僅有340美元(現價),是世界低收入標準的52%,中等收入標準的26%。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2002》。

    作者簡介

    姓名:郭旭紅 武力 工作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韓卓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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