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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足問題,無關中西:在歷史的內在脈絡中建構的學科 ——對中國“婦女/性別研究”的思想史考察
    2019年09月26日 09:12 來源:《婦女研究論叢》2018年第5期 作者:宋少鵬 字號
    關鍵詞:gender;社會性別;性;社會性別研究;本土化;歷史內在視域

    內容摘要:

    關鍵詞:gender;社會性別;性;社會性別研究;本土化;歷史內在視域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文章從歷史的內在視域出發,就gender進入中國的歷史進程以及“婦女/性別研究”的命名進行了思想史考察,指出相對西方的同類研究,中國婦女/性別研究“以婦女為中心”、重“社會性別”輕sexuality研究的學科特質,恰恰是90年代的中國學者基于自己的問題意識、為解決自己關切的問題——包括社會問題與理論焦慮,從在地出發的“拿來主義”的策略,是在既有的歷史條件下,包括既有理論基礎、文化傳統、思維結構與問題意識下的創造性運用與轉化。文章意在闡明對于學科建設,勿囿于中/西、傳統/現代的二元架構,故步自封。真正的文化自信應立足在時在地的問題,從問題出發,在長時段的歷史脈絡與寬闊的全球視域中理解自己的文化與精神特質,打通古今中西之思想資源,面向未來構建自己的學術真問題,才能走出“本土化”的焦慮,因為一切真問題都是在時在地化的。“本土化”與中—西權力結構中的權力焦慮有關,這一敏感當然需要,甚至必不可少,但不能陷入非此即彼的邏輯困境中而不可自拔。

      關 鍵 詞:gender;社會性別;性;社會性別研究;本土化;歷史內在視域

      作者簡介:宋少鵬,女,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共婦女運動史、中國女權思想史。

     

      2016年《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之后,各學科都在討論構建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若以1999年12月“中國婦女研究會”建立、《婦女研究論叢》(1992年創刊)成為研究會會刊為標志①,婦女/性別研究開始作為一門體制化的獨立學科存在于中國的學科體系中,那么,這個學科也已有近二十年頭了。同時,婦女/性別研究作為一門跨學科的專業,近十年逐漸滲入各個學科,成果發表量與能見度、學術化程度都大幅上升,各學科對于性別研究的接納度也大為改善。某種程度上,婦女/性別研究已經走過了尋求合法性的時期,進入以學術爭學科地位的階段。盡管中國的婦女/性別研究建基于歷史更為悠久的本土婦女研究,但自gender進入中國始,“本土化”的討論一直不絕于耳,似乎至今仍沒有走出“外來”學科的印象,這與該學科起步較晚且其核心概念與理論視角——“(社會)性別/gender”多來自西方密切相關。

      借著這次各學科討論“中國特色”或是“本土化”的歷史時機,以及其所打開的新的認知視域,有必要重新回顧“gender”進入中國及在地化的歷史進程,理解在具體的中國歷史中建立起來的婦女/性別研究的“中國特質”,然后再回到學科建設上,在方法論角度討論要不要“本土化”,怎么“本土化”,因此,本文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結合這波學科化大討論,考察圍繞gender進入中國之后,國內曾經展開過的“本土化”討論與實踐。在方法論層面探討“本土化”這套話語策略與研究路徑的有效性與有限性。第二部分,進入中國的內在語境,以“歷史的內在視域”為方法,立足于20世紀90年代初的中國,從“gender”的概念史入手,探問如下問題:中國研究者的時代關切與時代焦慮是什么?為什么婦聯與學界對gender的概念基本都是持開放與接納的態度?gender概念滿足了什么需要、解決了什么問題?中國研究者從西來的gender概念中拿取了什么?舍棄了什么?為什么會采擷這些而舍棄了另一些?換言之,gender怎么就“社會性別”化了,為什么強調“社會性”的社會性別能夠被絕大多數的中國使用者接納與使用?新來概念與本地社會的同類概念(如男女平等、婦女)、既有的理論脈絡之間是如何對接、互通、挪用、轉化與重裝,賦予其本土社會所理解的共識性內涵并流通,運用于解決本土所遇到的問題,最終形成極具中國特色的“婦女/性別研究”。在21世紀新的歷史語境和歷史條件下,演化出以“婦女為中心”的“婦女/性別研究”和以sex為中心的“性/別研究”,形成當今中國性別研究的兩支學術脈絡。

      一、面對在地的經驗:我們該用什么語言來表述外來概念的存在

      (一)“本土化”與“本土的”討論:語義局限與詞不達意的困境

      對本土化的討論,可以說自gender概念引進中國時就同步發生了。當年gender概念的積極引介者本身就有很強的本土意識,幾乎不存在無條件擁抱西方理論的狀況。1993年7月天津師范大學婦女研究中心聯合海外中華婦女學會召開的“中國婦女與發展——地位·健康·就業”研討班,是很多中國學者接觸gender概念的源頭。研討班提前為參會者準備了16篇呈現西方學術的閱讀材料,這些閱讀材料由海外中華婦女學會的五位成員分別推薦,由天津師范大學婦女研究中心組織國內學者譯成中文,并編輯成冊。這本內部閱讀材料被命名為《婦女與發展:地位、健康與就業——西方的視角》。該書編者特意給這些閱讀材料冠上“西方的視角”,提醒學員注意與本土語境之差別。會議的主要組織者杜芳琴教授為這本集子寫了一個簡短的“前言”,一方面在中國改革開放和即將召開的’95世婦會的大語境下,強調討論中國的婦女問題時要有“世界的觀念”和“世界的視野”,另一方面強調“西方女權主義,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靈丹妙藥,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應根據自己的歷史和國情探索自己的婦女解放之路,為此目的而進行本土化的有關婦女和性別的學術研究”[1]。此后,杜芳琴教授積極組織社會性別理論的譯介與推動學科化進程,就如何把外來的“社會性別”視角與方法運用于中國的婦女學與婦女史研究進行了長期的本土探索。其所著的《婦女學和婦女史的本土探索——社會性別視角和跨學科視野》一書的書名[2],即可直觀地呈現她對兩者之糅合。

      她在不同的場合與文章中,闡釋過自己對“本土化”的理解,其中一個直白卻有力的表述是:“中國的哪門學科沒有借鑒引進?理論、概念、方法,不過是工具,拿來有用則用,無用則棄;更重要的是借鑒別人的,不是丟掉自己原有的,要組裝、嫁接、達到創造本土的理論,解決自己的問題;這還不夠,要通過研究本土,提供世界共享的知識經驗。”[3](P12)值得關注的是,杜芳琴一直在進行本土化的理論創造。她受瓊·斯科特(Joan Scott)的社會性別分析框架的啟發,結合華夏族儒家社會的男女秩序,提出“華夏社會性別制度”②,這是基于本土社會狀況為解釋本土社會而進行的重要理論創造。當然,杜芳琴理論創造的思想資源并非單一的西方資源,其自言是“整合諸家,博采眾長”,有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瓊·斯科特的社會性別分析框架、韓國張必和的亞洲父權制,等等[4]。

      把社會性別運用到農村婦女的發展領域、GAD(Gender And Development,社會性別與發展)網絡的創始人之一高小賢對本土化曾給出一個自己的界定:“本土化是指將外來理論用于本土的一個實踐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根據自己所在地域的經濟、文化、歷史、社會性別等狀況重新審視外來理論,選擇適合我們的部分創造性地運用到實踐中,也包括用我們實踐中的經驗和思考去補充和發展外來理論。”[5]高小賢一方面認同社會性別理論在婦女發展項目中的有效性,并認為“‘社會性別主流化’也成為改善婦女地位的一個策略、目標和口號而為國際社會所認同”[6],另一方面積極總結中國GAD方面的“本土化”經驗,并有意識地進行知識生產。2000年8月上旬在西安組織召開了“社會性別與發展在中國:回顧與展望研討會”,會議召集全國各地80多位有一線經驗的實踐者,盡可能征集到國內之前幾乎所有的GAD案例,社會性別本土化是會議一個非常重要的討論議題。會議成果收集在《社會性別與發展在中國:回顧與展望》一書出版。值得注意的是,高小賢為這套叢書所取的名字是“社會性別本土研究叢書”。

      杜芳琴與高小賢是中國改革開放后最早投入婦女/性別研究的那批先驅性人物中的代表。盡管兩位關注點不同,一位致力于推動學科發展,一位扎根農村社區從事婦女發展項目,但是兩位對于“本土化”的理解卻有異曲同工之妙:(1)強烈的主體意識和主位意識。(2)清晰的“在地意識”,不只是“中國意識”。作為歷史學家與一線實踐者,她們非常清楚中國的文化多樣性與民族多樣性。(3)為解決自己問題的“拿來主義”。(4)有意識地進行知識生產與創造本土理論的欲望。(5)世界眼光和全球意識。“本土”是在“全球”里的本土[8],并非自我隔離式的孤立,兩人都有與中國之外的世界分享中國知識與中國經驗的文化自信與學術理想。另外,這種全球意識早已超越了中國與西方的單維關系,正是出于對于全球學術體系中“西方中心”的警惕,杜芳琴非常有意識地推動亞洲區域內的婦女/性別研究學人的聯結與共同的知識生產,參與“亞洲婦女學”的建設[9]。

      綜上兩位代表性人物對于“本土化”的理解,“本土化”這一概念的能指與所指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語義鴻溝,并不能精確地表達概念使用者的主位意識以及思想資源“混雜性”的狀況,并非“化”字能概括的。“本土化”概念的字面含義:(1)寓意著某種理論的普適性。(特殊的)地方為了適應在地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結構進行在地化、情境化的改造與適應。一旦進入“本土化”的語言結構,就會落入“普遍”與“特殊”③、“特殊”與“共性”④的思維結構中。(2)彰顯理念的傳播方向是從發源地出發的單向度線性傳播方向,視接受者為客體。事實上,如果這個故事是以概念使用者為主體與主位的,那么,使用者在接受與運用外來新概念時,一定是基于自己的問題與關切,與在地化的各種思想資源混雜之后做出的行動決策。杜芳琴與高小賢對于“本土化”的理解及其行為實踐,遠遠超出了“本土化”這個概念的字面內涵。

      相比于杜芳琴、高小賢對于西學東漸的“社會性別”理念持歡迎以及融合東/西的拿來主義態度,李小江對于殖民主義、對于西化/同化表現出更強烈的警惕與抵制,她特意區分了“本土的”與“本土化”兩個概念。她認為“本土的”是強調這片土地的歷史、文化、人文、社會特色。“‘本土化’,原本就是在西方社會特有的語境中產生的,它強調的不是“本土”而是“化”,即西方的價值體系在其他土地和人群中的普及和滲透;它的主體仍然是“西方的”,而不是其他任何‘本土的’東西。”[10]為此,她認為在學科建設中,尚還可提“本土化”,因為學科在西方發展的較早,“介紹、引進和借鑒”是一條可選擇的捷徑;而在發展領域,“本土研究”“幾乎是唯一可能接近真實并有效服務于社會的途徑”[10]。李小江一直在進行她自己的本土探索,包括在學科建設⑤與知識生產方面⑥。與杜芳琴、高小賢兩位“本土化”的論述相比,李小江更強調“本土的”立場。這一“本土的”,既是相對西方的本土立場,也是相對國家的民間立場[10]。但是,細究之,這三位婦女研究界的先驅,并無實質性、原則性的立場差異。三位都是身體力行進行本土探索的行動者,在行動策略上也是相似多于差異:三位都很重視合作,善于整合體制內外、中國與西方、國家與民間的各類資源以推進自己關切的事業。只因理論關切點的不同,李小江在理論上更強調“獨立性”——對國家與西方的雙向分離,從而保衛“婦女”與“民間(本土)婦女研究”的主體性。正是出于對“獨立性”與“主體性”的理論關切,在話語層面上,李小江也更為強調“本土的”因素,這也體現在她堅持把gender對譯成中文“性別”上[11],盡管對于“性別”的本土內涵學界有著不同的理解⑦。

      如上文所示,杜芳琴與高小賢對于融合東/西思想資源的定位并不意味著完全的西化以及放棄主體性與獨立性。反之,李小江希望以“本土研究”抵制“全面西化”,同時希望通過本土研究“對(西方)女權主義‘放之四海’的一元化傾向也起到一定的校正作用”[10],也并不意味著李小江對于西方女權主義或者說對于gender理論的拒斥。相反,據筆者的閱讀所及,李小江在1991年的時候就向國內介紹性別研究⑧,她可能是最早向國內學界介紹gender理論的人之一,早于我們一般認為中國學者接觸到gender的1992年的哈佛會議與1993年的天津會議。在2012年的一篇文章中,李小江自述了自己的思想資源,是在“‘經典馬克思主義’與‘西方女權主義’兩種光照的對比中汲取資源,把握平衡”。她非常遺憾研究自己思想的學者注意到了前者,沒有注意到后者這條思想線索。她自承在20世紀80年代的婦女研究中從早期歐美女作家的作品中汲取了豐富的精神資源,其“對中國婦女解放的質疑就是與西方女權主義的對比中開始的:以女權主義先驅為榜樣,呼喚中國婦女‘女性主體意識’覺醒”。在同一篇文章中,她特別提醒讀者,盡管自己對西方女權運動和女性主義思想始終抱著學習的態度,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效仿或追隨西方婦女走過的道路[12]。所以,對于李小江來說,“‘本土’意識并不是拒絕外來因素,而是在‘全球化’過程中抵御(西方)‘同化’的一個本能的反應;不是拒絕開放和引進,而恰恰是在開放和引進中對自主主體身份的堅守”[11]。

      綜合此節所析,從李小江、杜芳琴、高小賢——三位對于中國的婦女/性別研究做出開拓性貢獻的前輩——對于“本土化”/“本土的”的論述來看,除了理論關切點稍有不同之外,立場上并無原則性分歧,甚至在問題意識、行動策略、目標追求方面存在更多相通之處。

      筆者認為“本土化”并不是很貼意的概念。對于一個外來概念,“本土化”焦慮本是使用者強烈的本土意識的表現,這種“焦慮”早已融化在對于在地文化與情境的敏感性及其外來概念與既有概念之間的對接、轉化。但是,“本土化”這個概念自身的語義結構引導出來的討論方向,不得不把討論限定在中-西二元結構里,把論題聚焦在外來概念如何適應在地的文化與情境,終是走不出西方中心,討論易于陷入拒斥或是“沒學好”的對抗性的兩極思維中。所以,才有李小江基于在地、本位的“本土的”概念的提出。

      (二)基于“歷史內在視域”的研究方法

      在這次各學科圍繞創建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與學術話語的討論中,浮現出一條“文明”/“文化”的研究路徑。從文明與文化的角度來追求“中國特色”和“中國特性”,與“本土化”所強調的在地文化與在地情境有異曲同工之處,只是“文明路徑”更強調長時段的文化影響和文化的持久性。“文明”/“文化”的概念,自然是想擺脫“本土化”這一概念的字面語義的束縛,彰顯中國學界擺脫西方中心,或者說擺脫向西方學習的學徒心態,在“文化自信”的話語號召下回歸并實現與自身歷史傳統的重新勾連。在經歷過強調現代與傳統斷裂的革命之后,回過頭來重新檢視“傳統”與“現代”甚至“革命”與“傳統”之間的內嵌性關聯。從強調“斷裂”與“變遷”到尋找“延續”與“不變”之處,似乎已成為一種新的學術思潮,也成為一種有生產力的研究進路。各學科的很多學人不約而同地匯聚到這股思潮與路徑之下,更多的是追求對自身社會、文化、歷史與當下更復雜的理解。但是,何為“中國性”?中國近代化進程與西方的愛恨情仇,在重塑對“中國”的理解時,終是擺脫不了“西方”的內嵌性存在。在“他者”與“主體”的二元框架中,在重建中國的主體性時,有時擺脫不出“中國”與“西方”互為主體/他者的二元認知框架,也易被誤解為這種學術路徑是從“西方中心”向“中國中心”的簡單位移。而對“中國性”的追求,會不會走向另一極?在重視了歷史延續性的同時,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歷史變遷這一面相,特別是近代中國革命所帶來的深刻變革,在構建中華文明特質的同時,故意跳過革命這段歷史而去建構“當下”與“傳統”的銜接。換言之,當我們以(中國本位的)“文明”/“文化”這套話語與路徑去追求“中國性”時,會不會陷入如“本土化”一樣的語義陷阱?但是,它打開的認知視域卻值得繼續探尋。

      本文擬沿著“文明”/“文化”路徑打開的研究視域,倡導一種基于“歷史的內在視域”的研究方法,努力跳出中/西、古/今(傳統/現代)、理論/實踐的二元性的話語框架,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中探析更為復雜的“變中的不變”與“不變中的變”。所謂“歷史的內在視域”,就是要超越某些先驗的外部標準(包括理論先行的研究進路),努力進入歷史,貼近歷史。立足問題,立足在時在地,在歷史脈絡中理解行動者,理解行動者的焦慮、行動者的關切;理解行動者所處的立體的歷史條件,各種可用的在地資源,包括政治資源(比如政權性質、國家政策等)、物質資源(比如所處的社會結構、生產力條件、勞動力狀況等)、文化思想資源(比如既存的傳統文化資源、官方價值導向、同期存在的各種外來新思潮等)、社會網絡資源,等等;同時把行動者理解成有情感、有德性、有精神世界,當然也是有物質需求、功利計算的俗世世界中的具體主體,以求撐開歷史,避免把歷史扁平化與線性化。所以,從“歷史的內在視域出發”是從歷史行動者出發、從在地的問題出發,而不是從“理論”、從某種假定出發。“本土化”這條路徑本質上還是理論本位的,而非以在地化的“人”和“問題”為本位的。而“文明/文化”的研究路徑也有可能預設了某些本質化的文明特性。從“歷史的內在視域出發”,不是拒絕理論和概念,而是提醒從“理論”進入的外部視角,希望回到在地的“人”與“問題”,擺脫中/西、古/今的糾結。“內在的”研究路線也是符合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中的行為邏輯,日常生活中的我們都是立足于引發我們焦慮的問題(這個問題既可以是經驗也可能是理論的),激發我們去尋找與判斷各種可能的資源,并且是在自己既有的文化框架與理論結構里,再做各種應變性的行動決策。換言之,主體性不是為所欲為的自由意志,而是受限于各種歷史條件,某個歷史時空里的主體選擇是受制于前段歷史開拓的路徑和今天歷史新提供的可能性,如此,既在受限又在各種可能性中前行。所以,要真正地理解歷史中的行動者,必須進入歷史、貼近于歷史行動者,立足于在時在地的當時,回顧過去,前瞻未來,才能理解當時的當下。

    作者簡介

    姓名:宋少鵬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馬云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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