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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夫之經世致用的治學之道
    2019年09月25日 16:33 來源:《學習時報》 作者:黃卉 字號

    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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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

      王夫之,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與顧炎武、黃宗羲并稱明末清初三大儒。王夫之的治學范圍極廣,于經、史、諸子、天文、歷法、文學無所不通。他的學術思想廣博精微,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曾國藩曾評價他:“先生皆已發之于前,與后賢若合符契。”在王夫之宏大的思想體系中,其有關讀書治學方面的思想也是值得重視的,他的治學之道對現代人具有重要的啟發作用。

      辨其大義,察其微言

      南北朝時期,梁元帝蕭繹在都城淪陷之際,下令將宮中十四萬冊藏書付之一炬,問其原因,梁元帝的回答是:“讀書萬卷,尤有今日,故焚之。”針對此事,王夫之作《論梁元帝讀書》一文,對梁元帝的行為進行了深刻批判。其言道:“帝之自取滅亡,非讀書之故,而抑未嘗非讀書之故也”。梁元帝陷入江山易主的困境是他個人治國無能、用人不當所致,與讀不讀書并無直接關系。王夫之還指出梁元帝在讀書方面陷入了巨大誤區,即使讀書萬卷,也難有進益。作為帝王,梁元帝讀書并沒有與治國聯系起來,而是“搜索駢麗、攢集影跡、以夸博記”,只讀那些辭藻華麗但對其修身治國毫無益處的駢文。可見,于梁元帝而言,讀書只不過是裝點門面的工具罷了。王夫之批評他“錮志氣于尋行數墨之中”“得纖曲而忘大義,迷影跡而失微言”。

      鑒于梁元帝的教訓,王夫之提出讀書應以“立志為先”。他指出,“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堅定志向再讀書,才能學有所獲。讀書若是漫無目的,心志就會被書中內容所左右,游移不定,甚至被異端邪說所迷惑。他認為“志立則學思從之,故才日益而聰明盛,成乎富有;志之篤,則氣從其志,以不倦而日新”。只有確立讀書的志向,才會在讀書的過程中思考書中的道理,每天有所進益,孜孜不倦。

      王夫之還指出了讀書的目標和原則,“夫讀書將以何為哉?辨其大義,以立修己治人之體也;察其微言,以善精義入神之用也”。這就是說,讀書首先要把握住書中宏大的旨意,從而確立自己修己治人的根本法則;其次要體察書中精微的言辭,從而熟練地掌握書中的奧妙變化,并將其運用于灑掃應對的日用之道。讀書的根本目的在于將書中的道理與自身的現實處境聯系起來,融會貫通,學以致用。

      行難知易,學思結合

      王夫之認為讀書不應該局限在書齋當中,只學習書本知識,而應該堅持知行相資,學思結合。王夫之在批判程朱理學“知先行后”和王陽明“知行統一”兩種學說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獨樹一幟的知行觀。王夫之指出“知行相資以為用”,說明在人們獲取知識的過程中,知和行的功能相異,但是二者的相互結合能夠使“知”“行”雙方都能受益,有助于讀者去更好地認知事物。在論述“知”和“行”的關系時,王夫之還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觀點,表現出了重“行”的傾向。他認為“知”是“以行為功”的,在“行”的過程中可以獲得“知”,但是僅靠“知”的過程無法獲得“行”,更無法獲得真知。只有躬行實踐,才能獲得真知,因此王夫之認為“行難知易”。從內在關系上看,王夫之“行可兼知”的觀點與我們現代認識論意義上的“實踐出真知”思想具有可通約性。

      王夫之也非常重視學思結合。他在《四書訓義》中指出:“致知之途有二,曰學,曰思。學則不恃己之聰明,而一唯先覺之是效;思則不循古人之陳跡,而任吾警悟之靈。乃二者不可偏廢,而必相資以為功。”“學”與“思”是學習的兩條途徑,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學”是“思”的前提和基礎,是思考的材料,只有博覽群書,才能知識常新。在擁有一定知識儲備之后再進行獨立思考,知其然之后,還要探索其所以然。這個思考的過程就是對學習材料的吸收和升華,經過“學”與“思”的結合,讀者才能形成自己的判斷和見解。王夫之說“學愈博則思愈遠;思正有功于學,而思之困則學必勤”,就是強調了學思結合的重要性。

      經世致用,通達權變

      王夫之生活在明清交替的動蕩時代,洞悉世情的他極其反對空談性命的義理之學,力倡經世致用的學術主張。王夫之批評心學注重內省、鼓吹“心悟”的為學路徑,認為這種輕視知識的清議思想只會助長“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不良學風。而面對明朝后期日益加深的社會危機,那些高談性命義理的學者們卻束手無策,深刻暴露了清談思想的弊端。

      面對“天崩地解”的社會巨變,王夫之在參加抗清復明運動失敗后選擇了避居山野。但是他并沒有消極遁世,而是對歷史和時局進行了深刻反思。他強調要把學術研究和社會現實聯系起來,以著說為武器,尋求挽救社會危機的良方。王夫之經世致用的學術主張在其史論思想中表現得最突出。他指出:“所貴乎史者,述往以為來者師也。為史者,記載徒繁,而經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樞機以效法之無由也,則惡用史為?”強調要以史為鑒,以“求治之資”,通過深入思考總結歷代王朝盛衰的經驗教訓,來為現實社會服務,充分發揮史書經邦濟世的作用。王夫之指出,在讀史的過程中還必須通達權變,他說“三代之法,不可挾以為名,治后世之天下”,因此不能盲目效仿古代的經世之法,需與時代需要和趨勢相契合,評史論政,找到一條能夠切實解決現實社會問題的革新道路。王夫之也親自踐行了這種經世致用的治學之道,他結合自己對歷史和時局的思考,對兵戎、賦役、禮制、刑名等關乎國計民生的社會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旨在“去危即安、興利除害”。

      王夫之生平踐履篤實,在讀書治學上反對空談義理、重視經世致用;在安身立命上,始終堅持士人精神、踐行君子人格,追求外王卻能夠掙脫名利的樊籠;在大道不彰時能夠守靜持重、潛心著書。在時代潮流的激變中,“經世致用”是王夫之的治學思想中一以貫之的特點,這反映出一個思想家對歷史與現實的深刻反思。時至今日,我們仍能從王夫之的治學思想中獲得深刻啟發:讀書首先要立志得法,體察書中的微言大義;其次要慎思篤行,正確處理“知”與“行”的關系;最后要通達經世,為現實的社會人生服務。

    作者簡介

    姓名:黃卉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馬云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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